《四景山水图》杭城诸原地之粗考
绍兴八年(A.D. 1138),金军随时可能越过淮水兵临城下,为了避免来不及逃跑的尴尬局面,宋高宗赵构决意离开建康,正式定都临安,从此拉开了「欲把杭州作汴州」的风华帷幕。
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虽然在军事实力上大打折扣,江南的特殊地理环境却极大地促进了科技生产、经济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从官到民自上而下弥散着奢华之气,大众对各类画师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西湖作为杭州最典型的自然景观,一直备受文人画匠青睐眷顾,脍炙人口的「西湖十景」即肇始于南宋时期,源于画师在描绘西湖景色时对所表现内容的不断提炼概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四景山水图》即宋人所绘的春夏秋冬四季临安山水庭院景色,是较早通过季节变化表现主题的山水画。
§ 清波门
该画为绢本设色,四幅一组。根据明李东阳所撰跋记,世人皆以刘松年为此卷画师。《图绘宝鉴》记载「刘松年,钱唐人,居清波门,……绍熙年待诏」,清波门彼时俗名暗门,刘松年又被称为「暗门刘」。清波门距皇宫大内直线距离不过五六里地光景,居住在此对宫廷画师入宫当值候诏颇为方便。
§ 富景园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曾鉴定认为《四景山水图》并非出自刘松年之笔,而是宋人所作(参《中国历代画目大典(战国至宋代卷)》)。无论此画是否为刘氏真迹,单论其用笔之工,绘景之细,当为宫廷画师创作无疑。
自金人破国,故都汴梁的画师或为敌军所掳,或跟随朝廷流落江南,散迹到社会各个阶层。在徽宗时已成规模建制的皇家画院,迁都临安后毕竟一时间难以再现昔日辉煌,以至于史家对其故址之考甚为困难。
后世传南宋画院有「中瓦子」、「万松岭」、「富景园」三处院址,其中以「富景园」最为知名。厉鹗《南宋院画录》引《宝颜堂笔记》语:「武林地有号院前者,画院故址也」,院前即富景园前。近人钟毓龙曾考:「福缘巷,东出羊市街,西出板儿巷,亦名福园巷,旧名暮园,其地为宋富园故址,暮园为富园之讹音。福缘者,音近而讹写也」,富园即富景园,其方位在今杭州城站火车站一带。城站邮政支局当为「富景园」之原地邮局。
§ 南宋皇城
今有彭博士惠萍毕十余年之功著《虚拟的殿堂:南宋画院之省舍职制与后世想象》一书,对南宋画院的省舍职制进行了充分研究考证,认为在「晚明万历朝以前,没有任何史籍文献,载录南宋画院的院址遗迹」,包括南宋至明历朝修纂的地方志皆只字未提「南宋画院」。继而指出宫廷御前画师「无上班廨舍,轮值当日才入宫宿职」,随驾待命于帝王跟前。「南宋画院」只是对于宫廷画师群体的一种虚指统称,并无实际墙院屋址,其后所谓画院旧址皆是文人臆造。因此,宫廷画师的创作地点一般都在皇宫大内之中。
据方志记载及当代考古发掘,南宋皇城筑于凤凰山麓,四周墙界现基本都已明确。大内所处之原地邮局为南星桥支局。
§ 德寿宫
虽说直接继承了北宋翰林图画院绘画理论和流派成就的南宋宫廷画坛,自迁都伊始便已屹立在中国画史的巅峰,但其规制的振兴重建和持续发展确与赵构治下莫无关系。高宗退位后便长居德寿宫安享晚年,还在宫里造了个小西湖:「凿大池宫内,引水注之,叠石为山,象飞来峰,有堂名冷泉,有楼名聚远」,亭台水榭园囿森罗别是一番山水景致。
本画素被认为是杭州西湖之意象,其实很难研判是否有对应实地。而德寿宫却与宫廷画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宋四家之一马远所作的《观瀑图》就曾被考证将宫内一角景色入画。故《四景山水图》亦极有可能表现的是德寿宫内的庭院风光,甚至于画师就是在宫内创作也未可知。
宫墙南起今望江路,北或止梅花碑一带。梅花碑地名源自曾立于此地的一块「梅石双清碑」,碑上刻有孙杕、蓝瑛合画苔梅一枝与怪石一方,其石名曰「芙蓉石」,乃德寿宫后圃遗物。将临安作为首都的南宋国祚仅百余年,元朝皇帝惮于宋室奢靡偏安导致亡国的教训,竟对杭州地方治理放任无束,百年间的粉饰盛景倏然颓败,各种遗迹逐渐难考。五百年后的「芙蓉石」已是世人可访德寿宫几乎唯一之遗踪。乾隆南巡时对其喜爱有加,并题诗曰:「临安半壁苟支撑,遗迹披寻感慨生,梅石尚能传德寿,苕华又见说兰瑛」。可惜原碑、石二物后被地方官吏不远千里运至京城供帝王赏玩了。今取梅花碑作德寿宫之象征,原地邮局为清泰街邮政所。
戊戌季夏八月四日邮政发行《四景山水图》邮票一套四枚,记之。